中国宝藏十大新发现的价值

   地下金属探测器总是跟考古、宝藏这些词语密切相关。那么在中国都有哪些著名的宝藏呢？

在分析2001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学术意义时，刘庆柱特别提到了四川成都金沙商周遗址和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文化遗址。他说：“金沙遗址发现的意义不亚于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孤零零的两座祭祀坑相比，金沙遗址对于揭示古蜀国的社会面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去年，成都工人修建下水管道时偶然发现了金沙遗址，其中出土了金器、玉石器、铜器等重要文物2000余件和数以吨计的象牙。专家认为，金沙遗址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刘庆柱说，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文化遗址揭示了距今4000年前后，在黄河上游出现的灾变事件，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为古史洪水传说找到了一定实证。这项发现的科学意义远远超出了考古学的范畴，它为多学科交叉研究，为深层次的环境考古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徐苹芳介绍说，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的浙江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显示出浙江及我国东南地区传统的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之外的“第三力量”。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实验室测定其年代为距今8000~7000年间。他说，历时一年多的雷峰塔遗址及地宫考古发掘弥补了五代十国时期佛塔地宫考古的空白，对研究唐宋时期地宫及舍利埋葬制度、南北方地宫形态结构的差异等问题有重要价值。地宫内出土的文物等级高、制作精，代表了吴越国金银器、玉器、铜器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独具匠心。雷峰塔天宫、地宫各出土一件纯银阿育王塔。这种特殊形制的小塔亦称宝箧印经塔、金涂塔，乃五代时期吴越国王钱(弘)，仿照印度阿育王建造八万四千塔的故事精心制作的，是所有已发现阿育王塔中等级最高、最精制者。 徐苹芳说，以前我们对于中国瓷器发展史还不是很清楚。而河南禹州神至镇钧窑遗址与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的发掘对于廓清中国瓷器史具有重要意义。2001年对河南省禹州市神呈镇钧窑遗址的发掘是一次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考古工作。这项发掘工作将对钧窑乃至北方地区唐、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发展史的整体研究产生推动作用。专家认定老虎洞南宋窑址即文献所载南宋修内司官窑，它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南宋时期官营手工业生产、经营、管理等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徐苹芳说，其他几项考古发现也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是中国目前距今两万到一万年间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原始埋藏遗址，其石制品组合特征呈现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部风格，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广泛分布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柿子滩课题的深入开展对建立西部史前文化的时空构架、探索中国细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以及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深圳屋背岭商代遗址是广东地区目前发现、发掘规模最大的商时期墓葬群，已发掘清理的商时期墓葬94座。根据调查和勘探的情况推断，埋藏总数应当在200~300座左右。这是继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后的又一重要发现，使我们对珠江三角洲以及港澳地区的本地文化特色和文化交流有了新认识。 贵州赫章可乐遗址发掘出古代夜郎时期“南夷”民族墓葬108座，并发现了一些奇特的埋葬习俗以及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随葬器物，对揭示古代夜郎文化面貌，探索夜郎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杭州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保存之好，为历年宋代园林考古所未见，为研究南宋时期的园林布局和营造法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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